＊本文為2015年於痞客邦分享之文章＊
我不是任何經濟相關學科背景的學生，就是缺乏財經基礎，只有粗略又薄弱想法。
這學期我修了一個以閱讀為主的課程，我會把我寫的報告心得放上來。這篇文長！
作者分析了眾多資料來探討從二十世紀後，歐洲、美國和日本等國的資本、薪資所得佔比，進而說明不同時期財富分配不均、集中化的因素與演變。他說明各個時期各國的總體所得佔國家比例之重，提出了分配不均的合理化理由，以及不同歷史背景、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因素而造成了各國財富集中化的差異。他也提出了幾種控制財富分佈不均的方法，和預測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分配不均問題是否會比十九世紀更加嚴重。
在前三部，作者分析了財富分配的演變和分配不均的結構，二十世紀的大戰大致上改變了過去財富分配不均，然而二十一世紀財富分配不均並沒有消失，反而增大差距並來到歷史高點。如何改變財富分配不均、讓財富處在民主的監督，以及有效規範銀行體系和國際資本流動，是作者在這部分試圖回答的解決辦法。並且也回答了國家增加社會性支出也能改善貧富差距，政府在現在情況下扮演了什麼類型的角色，同時也反思累進稅率和公共債務等問題。
書中的觀念：
總體所得是勞務所得加上資本所得。從過去十九世紀到現今，財富集中化一直是國家經濟資源與貧富差距的關鍵因素之一。作者在所得分配中分成了前百分之十（其中又有前百分之一的族群）為高階層族群，中間階層為百分之四十，而後百分之五十為所得較低的族群。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傳統社會，國家財富集中在前百分之十的階層上，甚至前百分之一的族群財產佔了一半，然而他們的財富是以資本為主。居中的百分之四十階層和後百分之五十階層皆為貧窮。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前百分之十的族群則是佔了約40%；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洲與美國前百之十的族群佔比皆下降，但歐洲下降較多（資本所受到的衝擊較大）。
作者認為財富分配不均有兩種：(1)超級世襲社會、收租者社會 (2)超級才能致上社會（超級經理人社會），以上這兩種形式是可以同時並行。作者也提出了在越前面階層，資本所得在總體所得當中佔的比重較大，而薪資所得比重較小。然而現今社會，需要個人爬到最頂端，資本所得才會大於薪資所得。在過去，前百分之一的族群，資本所得比重高；現在則是需要前千分之一的族群資本所得比重才較高。而前百分之十當中剩餘的百分之九族群，勞務所得的比重較高，再加上一些資本所得（通常為不動產），而前百分之一的族群則是金融商品（如股利）佔總體資產較高。
書中提出了貧富差距在1930年到1975年有所扭轉，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導致經濟大蕭條及債務所帶來的經濟衰退摧毀大部分財富，特別是前百分之十的財富。這些事件促使政府採取措施進行收入再分配，使繼承財產的重要性下降。作者認為技能的供給和需求決定了薪資差異，個人生產力與市場需求這兩者提升速度差異影響了薪資。二十世紀後的法國整體教育水準提升，薪資差距也等量的上升，代表每個人的薪水皆提高。因此，教育的普及與提供更多技術訓練有助於提高中低薪階層的薪資，降低前百分之十的薪資佔比。
現今美國與部分英語系國家，出現了超級經理人社會，有少部分族群擁有最高勞務所得，成長極快，有學者認為原因在於某些勞工的獨特技能，和新科技的出現。然而作者並不認同，他認為邊際生產理論無法解釋為何只有前百分之一的人薪資上升最快，因此教育與科技並不能完全解釋此現象的發生原因。
作者的論點奠基在資本報酬率(r)與經濟成長率(g)，「r」包括利潤、股息、利息、租金和其他來自於資本的收入，而g以收入或產出作為測量。一旦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產出及所得的成長率，就會如同19世紀，產生嚴重的分配不均，瓦解民主社會依照個人才能與努力決定報酬的基本價值。
（圖片來源：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40519/kivg8fk8aux8q.shtml）
二十一世紀以來的經濟危機帶來的不景氣不像二戰後的大蕭條那麼具有毀滅性，主因來自富國政府和中央銀行不讓金融體系崩潰、創造整體所需的流動性以避免銀行倒閉。然而這並沒有帶來稅收政策和政府支出上的徹底改革。在現在大部分富國中，政府收取大量稅金和社會保險提撥，然後以替代所得（退休金和失業津貼）和移轉性給付（家庭補助金、社會福利保住金）的方式把稅收給付給其他家庭。
全世界國家的教育公共支出的主要目標之一為促進社會流動，二十世紀以來全體平均教育水準提高，勞務所得不公平的情況仍然存在。近幾年社會流動性並未增加，衡量跨時代的流動性可以有助於了解貧富差距。美國的社會流動性一直比歐洲低，作者認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來自若要進入美國菁英大學所要付出極高昂的學費。歐洲人普遍認為接受高等教育就像接受中小學教育一樣應該免費。但是高昂的學費卻能夠創造大學體制中的獨立性、欣欣向榮和活力。若是能夠提供大學充裕的公共經費作為改制誘因，或許能將教育組織去中心化，和平等受教機會結合。
公共退休金制度分成隨收隨付制度和資本化制度，但通常採用隨收隨付制度。退休金改革問題來自於設計複雜，公部門、私部門和無業者皆有不同的規定，作者認為不管複雜程度為何，都應該統一建立個人帳戶制的退休計畫，讓每個人可以預期自己得到什麼回報，從而妥善利用私人儲蓄的概念。自1980年起，最高邊際所得稅率的減少幅度，跟同一段時間所得最高的前百分之十佔國民所得的佔比提高有關聯。作者認為較合乎實際的解釋是較低的最高所得稅率徹底改變了高階主管的薪資如何決定。這種議價模式解釋了主管薪酬提高的原因。
在這本書中最大創舉就是作者提出了全球資本稅的概念。各國必須建立適用世上所有財富的稅率表，但也必須仰賴銀行資訊自動連線和金融透明程度。全球資本稅的概念是針對個人財富開徵累進式的年度稅。理想稅制的激勵邏輯（對資本存量課稅）和保險邏輯（對資本帶來的收益流量課稅）之間的妥協。舉例而言，繼承者在繼承時，應該以他們一生中的資本所得和資本存量價值課稅。所以繼承、所得和資本這三種稅可以扮演有用和互補的角色。
然而最重要的關鍵因素還是要建立起全世界銀行的自動連線，讓稅捐機關能夠獲得納稅人資產有關的資訊。否則單一國家很難獨力開徵累進式的資本稅。
我的想法
我猜想，前百分之十的族群透過逃稅、免稅等機制讓財富資訊不透明，或是國家考量眾多因素而未公開某些詳細資訊，會讓資本所得被低估，而實際情況的差距或許會比我們所以為的還嚴重。而且在近十年金融全球化的影響，更難去取得各國高階層的量化數據。
讓我感到有趣的是德國的例子。在1920年後德國發生了惡性的通貨膨脹，造成國內經濟大蕭條，這也是導致納粹執政的因素之一。而在1933年至1938年期間，德國的前百分之一族群佔比重急速的增加，作者認為這代表了工業獲利的復甦，原因來自於納粹有建軍事的需求。這個例子說明了，財富分配不均不只是會受到大環境因素（戰爭、世界經濟流動）以及政治的影響，軍事和文化都是與分配不均有關。
作者還提到了最低薪資。從文中我推測作者認為最低薪資設立是正面的影響，雖然最低薪資通常只會對薪資較低的族群衝擊較大。但他認為國家設立最低薪資，是確保了資方無法過度濫用自身的優勢來壓榨剝削薪資較低的階層。然而近年在台灣，許多人們認為最低薪資的設立是負面影響，來自於國家所設定的最低薪資少於生活最低的水準。部分國家則是會交由各行業的組織來自行決定，然而卻又有可能被資方所單方面決定。有人認為最低薪資的設立會使得失業率上升，但也有學者認為最低薪資的設立可以帶動經濟成長。
就我的想法，若設立了最低薪資，會推升市場上的平均薪資。這是有助於紓緩財富分配不均，然而如果最低薪資設定越高，平均薪資也會跟著提高，雇主所願意聘請的勞工會減少，失業率會上升。但是，我認為最低薪資的設立除了保障勞工最低的薪資外，也是督促資方不得減少人力資本。而保障了勞方的最低薪資，他能帶動消費，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然而我也覺得最低薪資的設立是違反了自由經濟的概念，它保障的群體是極度弱勢的一群，對大部分的勞工而言未必是好的現象。
課稅對現今的我們來說是個又愛又恨的議題。既希望能更少繳一些錢給政府，又希望能多從有錢人的手中課更多稅。我認同作者所提到的，如果國家能夠以透明公開且有效的方法課稅，並且把稅收用在全體人民同意的教育、醫療、文化、綠能和永續發展上，國家或許可以提高稅收。
稅收的本質並不壞，而是來自於徵稅方法與稅收運用。
在後面幾章中，可以看見作者很誠實的說明他並沒有實際的課稅數字比例，他一直強調現今只有集體審議和民主實驗才能夠做到這點，課稅與公共政策不只是政府的責任，也是全民能夠參與討論與決議的政策。我非常認同作者所提出的全球資本稅概念，或許過於烏托邦理想與樂觀，作者也有提出施行的困難，然而這個概念如果能夠讓各國政府多得到一筆收入來投入公共政策，也是一個值得支持的想法。
作者有提到解決財富集中化還有保護主義與資本控制，保護主義可以庇護國家經濟中發展較低的產業，也可以對付不尊重規則的國家。但是保護主義無法解決報酬率大於成長率的不公，以及對抗財富累積在越來越少人手中的趨勢。
資本控制方面，作者提了中國為例。雖然作者提到他無意為中國不透明也可能不穩定的資本管制制度辯護。但他還是認為資本控制是管制和抑制財富分配不均的方法之一，因為中國政府嚴格管制資本的流入與流出。我並不是那麼的認同作者的觀點，除了資本不自由（無法把財富帶離中國）之外，資本控制或許只是讓個體戶不是那麼隨心所欲的去國外逃稅，然而他們也會以跨國集團投資的方式來獲取利益，資本增加的速度與歐美跨國公司無異。貧富差距的議題在中國也是越來越被關注，因為情況也是越來越嚴重。
小疑惑murmuring
作者認為除了教育和科技之外，課稅（尤其是累進稅率）是有助於紓緩財富集中在前百分之十的群體上，然而我們卻可以發現到法國在2012年提出的富人稅政策，導致富人們直接出走，資產可透由全球化而移動。而現在法國又把稅率改回了百分之五十，且由雇主給付。若課稅機制無法和政府、社會規範與權力集中於所得前百分之十隻族群上達成平衡，是否有其他的機制與方法可以解決此現況？
全球資本稅的概念固然很好，撇開作者有提到的銀行資訊自動連線、金融透明度，然而施行上的困難點不只是各國政府、各國銀行如何包庇富人逃稅等問題。我所疑惑的是全球資本稅的概念似乎只能應用在已開發國家、或是有一般國家的大城市。以南亞與非洲為例，政府光是連人口普查的工作都做得極不完善，又該如何對人民調查他所擁有的資本？並且若勞工從事的是沒有帳目上的所得（如非法交易、原始叢林生活等），如何去制定稅的概念與徵收比例問題。
或是資本稅的概念衝擊到了政府對特地區域稅收的政策時，又該如何處理？有些國家對邊境區域有優惠性的稅收政策與福利，例如北北印的拉達克，由於地理位置處在與巴基斯坦和中國交界處，印度軍方長年駐軍，基於種種理由，給予當地人民免稅以及提供教育和醫療的全額免費。若是再開徵全球資本稅時，免稅的概念就有了衝突。
這本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是去年紅到炸掉的一本書，至今在誠品書局仍然被放在很上面！！！
最厲害的是，全世界賣到翻，而且是一本經濟方面的書！所以我們老師說，既然全世界都在發摟這本書，我們就得要去看
由於我對於資本經濟方面的基本知識真的不充足，所以很容易被作者說服(￣▽￣)應該說是沒辦法評判資料的正確性。anyway 推薦這本書，確實值得看！
博客來：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53472
Angela Jiayeh 補貼心得在部落格 於2015.05.31
